在当前我国快速发展的医疗环境中，中药作为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安全性和有效性一直是公众、医生以及政府关注的焦点。尽管中医中药拥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经验，但随之而来的使用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 首先，关于中药的毒性问题，历史上有“药三分毒”的说法，表明中药本身具有一定的毒性。然而，在临床应用中，由于国内临床试验经费和规模的限制，很多潜在的毒副反应并未被充分发现和报告。例如，据《凤凰周刊》记者调查，中草药占致病因素的比例高达20％，远超化学药品（西药）引起的肝损害。这反映出在药物性肝病方面，中草药可能成为更严重的健康威胁。 其次，中药的治疗作用和科学依据仍存疑。虽然屠呦呦的青蒿素研究为现代科学验证了传统经验，但其他中药的效果和机理尚不明确，且与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存在脱节。因此，对于广大肿瘤患者而言，尝试使用中药应更加慎重，需要基于充分的证据进行选择。 此外，从《凤凰周刊》记者的深入报道来看，中草药的肝损害问题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包括民间滥用和政府监管不当等现象均需引起关注。这不仅关系到患者的健康权益，也涉及到国家公共卫生安全。 综上所述，我国应加强对中医药的科学研究，提高中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同时也应加大监管力度，确保公众用药的安全。同时，对于广大患者，特别是肿瘤患者，在选择和使用中药时应谨慎，并尽可能寻求专业医生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 近年来，一些医院开始公开分享关于药物性肝病的数据。2014年5月23日举行的第6届“药源性疾病与安全用药”论坛中，多位专家在报告中均指出了中草药的肝脏危害，并提供了具体医院的统计数字。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主任杜晓曦透露，据她了解，北京一家知名的肝病医院中约60%的药物性肝病病例与中药有关。而另一家西医医院院长则在私下讨论时估计，中药相关的肝毒性问题可能占到一半。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魏来分享了该院中草药导致肝脏问题的比例数据。“中药和化学药（即西药）在药物性肝病中的占比分别是51%和49%。尽管化学药导致的肝损伤更明显，但目前我们尚未明确哪些中药是引起肝损伤的原因。” 在临床上，药物性肝病是一种排除性的诊断方法，主要依靠医生根据药物不良反应数据库及既往知识积累进行辅助诊断。目前已经有超过900种化学药被明确为可导致药物性肝病。这些化学药的说明书中通常都会标注出潜在的肝损伤风险，例如抗结核药、抗生素和众多化疗药物。一旦医生发现药物使用与肝病之间的关联，他们可能会选择停药并采取保肝治疗措施。国际上，随着对药物性肝病认识的提高，药学界、制药企业、药品管理部门以及公众对该问题的关注度日益增加。 然而，由于中药广泛使用且缺乏毒理学研究，中国面临药物性肝病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并且更为严重。虽然化学药物的化学成分相对明确，国外的数据相对齐全，其肝病的发生、诊断和治疗过程较为清晰。“我们对它的疗效和风险都有了解，医生也会注意肝功能监测，避免因服药引发肝损伤，并及时采取措施。”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北京大学医学部副教授闫杰说。由于中药成分复杂，国外没有针对中药进行过研究，国内也缺乏安全性研究数据，这使得普通民众甚至包括中医药和西医药的医师在内，都不清楚中药的潜在肝毒性。因此，有些人会患上急性或慢性肝病，甚至有生命危险。 蔡皓东，一位专注于药物不良反应研究的肝病中心主任，长期致力于保障用药安全。她注意到一个现象，即许多人在未经医生指导的情况下自行使用中药来治疗或调理健康问题。“一些极其严重的肝病与死亡案例，都是由于患者错误地认为中草药是安全的或者没有副作用，而滥用中草药或超剂量、超疗程服用所致。” 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中心主任蔡皓东近期遇到了一个案例：一位乙肝病人恢复情况良好，但突然出现黄疸和转氨酶升高等症状，经过了解后发现，这位病人私下服用了何首乌来补肝和治疗白发。“这让我们感到非常焦虑，因为我们知道何首乌对肝脏具有潜在的毒性。”她指出，类似的病例已经屡见不鲜。 闫杰医生也有类似的经历。他最近接诊的一位女病人，两年前曾患有药物性肝病，但在询问了她的用药史后，并没有找到导致肝损伤的原因。直到护士长在一次闲聊中偶然提到了何首乌，她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也曾误食。“我问她为什么不早说呢？她说，她没把何首乌当成药物看待。”闫杰感到无奈。通过仔细检查和排除其他可能原因后，确认该患者的两次肝损害都与何首乌有关。 对于中草药的滥用问题，中医专家杜晓曦表示，民间流传的关于何首乌可以乌发和土三七泡酒的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这两种中药材已经被证明对肝脏有损害作用。“有些养生节目鼓励大家每天吃10克何首乌炖鸡。但是，何首乌是一种中药，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每天吃这么多。” 肖小河所长，解放军302医院全军中医药研究所所长，曾统计过在该院的药物肝损害数据库中，何首乌导致的肝损害病例在所有中药中排名第一。他和杜晓曦等人联合撰文指出，近年来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收集到的何首乌及其制剂的不良反应报告显示，严重不良反应以肝功能损害为主。然而，只有一小部分病例被报送到不良反应报告系统。 美国医学界也注意到何首乌致肝损害的问题，并对此进行了研究。2012年9月，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USNLoM）发布的药物性肝损害LiverTox数据库中，何首乌被作为一个专题单独收录。肖小河担心的是，研究表明，何首乌所含蒽醌类成分如大黄素(emodin)可引起实验动物肝损害，而蒽醌类成分在很多中药如大黄、虎杖、决明、芦荟、番泻叶等都含有，因此何首乌肝毒性的问题波及面非常广。 “中草药的副作用在全世界都得到了重视。很多国人并不认为中草药是‘药物’，且无毒无害的思想根深蒂固。我们研究发现，导致肝损伤的中草药很多是非处方药。药物缺乏清晰的说明，又没有注明毒害性，导致上述药物被加剧滥用。”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的医生在其文章中直言：这一连串问题将中草药的危害急遽放大。 凶手难寻 在调查药物性肝病时，研究人员很难像对待化学药那样，对导致药物性肝病的中草药分类，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将致导致肝病的中草药统一归为“中草药”一类。相比之下，导致肝病的西药分得非常详细，比如“抗结核药物”、“抗肿瘤药物”、“抗生素”，甚至细致到某种具体化学成分，如“对乙酰氨基酚”。 中药肝病难以分类有其客观原因。患者有的是服用单味中药，但更常见的是多种中药及其制剂，包括散剂、冲剂和汤剂。中药本身缺乏化学成分分析，相关的毒理学研究薄弱，再加上复合性中草药治疗是常见疗法，服药种类和服用剂量复杂多变，这些使得肝病的成因难以确定到某一味中草药药物。只有在少数案例中，单味中草药与肝病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晰，才容易定位。 针对中草药肝病，研究者只能做有限的猜测分析。第三军医大学的郭红在论文中做过统计学上的分析，“354例注明具体药物的中草药肝损伤中，服用消核片的有58例，占16.4％，雷公藤有53例，15％，何首乌15例，天花粉12例，壮骨关节丸8例”。302医院肝病医师赵攀也采取了类似注释，“服用中草药治疗皮肤病导致肝衰竭的9人中，有5人服用过雷公藤……” 在北京，一位肝病专家蔡皓东分享了她在处理中草药引起的肝损伤病例中的经验和见解。她发现，在大多数的中草药引起的肝损伤案例中，由于医生难以确定具体的药物或成分，因此很难追踪和确认问题所在。 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徐京杭介绍，她也遇到了类似的挑战。她提到，一个患有肝硬化、肝衰竭的病人长期服用中药治疗腰间盘腰腿痛，但最终诊断结果显示是中药导致了她的肝脏问题。这位病人的中药方很复杂，含有十几种不同成分，并且根据不同的阶段进行调整。尽管进行了肝活检和病理检查，但由于缺乏明确的中药成分信息，最终确定其肝损害是由中药引起的仍然很困难。 此外，许多非肝病科医生也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们指出，大多数中成药的说明书上并不明确标注不良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患者因中草药引起的肝损伤风险。在他们接触的病例中，大多数药物来自医生处方，且这些医生通常不会要求患者在使用这些草药时特别注意肝功能。 蔡皓东认为，非专业医生很难了解哪些中草药有潜在的肝毒性，尤其对于中小医院的医生来说更是如此。“我们举办的《药物不良反应》杂志会议上，参加的都是三甲医院的医生。通过这类学习会议，一些大医院的医生可能还能知道一些中草药会有肝损害的情况。但对于非专科医生来说，确实很难意识到中草药肝损伤的广泛性和严重性。”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专家们呼吁加强对中草药的监管和研究，以提供更明确的安全指导，并确保患者在使用中草药时能够得到充分的警示和建议。同时，专家们也提倡医院加强与患者的沟通，鼓励他们在使用任何药物前进行咨询，尤其是那些包含多种成分的复杂方剂。 在中药的使用上，许多专业人士都持有一种担忧：虽然中医药拥有数千年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传统中医药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来自于人们对中药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质疑，还涉及到了对中药成分的科学理解和合理应用。 周超凡是一位资深的中医专家，曾担任国家药典委员会中药专业委员会主任。他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中医药发展应与时俱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然而，他也指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一些中医界人士对一些传统认知中认为“无毒”的中药缺乏足够的重视。甚至有些中医教授级人物，对于何首乌等中药的毒性问题也表示出否认的态度。 这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以一位肝病医生为例，他在一次体检中发现，一位护士因为乳腺问题开具的中成药导致自己的肝功能受损，引起了他的警觉。类似的情况并不鲜见，徐京杭医师的经历同样证实了这一点。他曾遇到过一位护士同事，因为皮肤长痘而在中医科开了中药调理，服药几周后转氨酶升高，最终被建议检查肝功能。这位同事后来及时发现并停止了药物使用，才避免了更严重的肝损伤。 此外，北京大学一院的例子也表明，即便是在知名的大型医院中，由中医科大夫开出的处方或西医大夫开的中成药也可能对肝脏造成损害。这种情况的发生提示我们，即使进行了肝功能检查，也未必能完全预防潜在的健康风险。 根据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规定，中药说明书应当实事求是地详细列出该药品不良反应。但实际情况是，尽管何首乌这类含毒药材的不良反应已经被多次提及并警示，但其标注的“不良反应尚不明确”让部分消费者在选择时产生了困惑。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健康权益，也对整个中医药行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蔡皓东在诊疗中始终坚持，只要是她知道含有何首乌的药物，除非她明确病人有相关用药史且对此有抵抗力，否则她都会拒开。“估计好多大夫开药时，都不会意识到何首乌带来的风险。” 蔡皓东回忆，她曾碰到一个药厂到地坛医院宣传一味降脂药。药厂宣传时并没有提到其中含有何首乌，她认真看了说明书的药物成分才知道，然而说明书里也没有言明何首乌的含量。 蔡皓东只能挡了回去“有何首乌还来我们肝病科推荐？”在国际上，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药品监管部门均出台了针对何首乌及其制剂进行监管甚至限用的政策。2006年，英国药品和健康产品管理局（MHRA）在接到7例服用何首乌制剂引起肝损害的报告后，发布了有关何首乌不良反应的相关信息并封杀了这种药材的进口。同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一份《药物警戒快讯》转载了相关消息。 如果只是简单的药物不良反应通告信息，这不大可能起到太大的作用。非医学人士不大会关注它，即便是专业人士，医生或护士也不太会去作主动的信息检索。药监部门的这类通告更多的只是提示，不具有强制意义。业内人士估计，大陆含有何首乌的中成药应该有数百种。2013年10月，何首乌相关的中成药第一次在国内被勒令做出改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首次针对何首乌发出通知，明确肝功能不全者禁用养血生发胶囊、首乌丸、首乌片、首乌延寿片、首乌延寿颗粒5种含何首乌的药品；同时将这5种含何首乌的药品转为处方药管理，并要求企业修改产品说明书。来自国内某权威中药研究机构的研究者王佳卓（化名）曾参与何首乌修订的工作，他向《凤凰周刊》记者透露，这次修订前后花了两年时间论证，目前中药要解决相关不良反应的问题的确很难。 命丧药肝 在解放军302医院肝衰竭诊疗与研究中心的临床医生赵攀看来，普通的药物性肝损伤还难以构成严重肝病问题。真正可怕的是由服药引起的急性肝衰竭（ALF）。药物性急性肝衰竭在中国的死亡率极高。赵攀称，即便患者及时接受了肝脏移植手术，它的死亡率仍可达20-4%。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尚未重视药物性肝衰竭的病因调查。“碰上严重的药物性肝病，可能连肝移植都没来得及做就去世了。”闫杰对此深有感触。两年前，闫杰在医院遇到一个20余岁的小姑娘做过肝移植。而原因，正是源于一次严重的药物性肝损害：小姑娘服用中草药乌发导致。 赵攀博士在2009年博士研究阶段的调查，旨在揭示中国急性药物性肝衰竭的病因。通过走访北京、上海、武汉、济南等地的7家三级军医院，他历时四年完成了对177例急性肝衰竭患者的深入调研。研究结果令人震惊：其中30名患者的病因居然是中草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患者中没有一人接受肝脏移植，18人不幸丧生。 赵攀博士的调查揭示了这30名患者服用中草药的普遍原因——治疗皮肤病、上呼吸道感染、风湿病以及抑郁等。他们无一例外都未曾患有肝病史，却因使用中草药而导致了急性肝衰竭。尽管中草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效，但在此案例中，其副作用远超过了潜在的益处，导致严重的后果。 根据安徽医科大学许建明教授的研究，中草药的使用在中国药物性肝损伤中所占的比例高达61％，远高于其他类型的肝炎或肝硬化。这一比例在导致肝损伤患者死亡的药物分类中也位居首位。这表明中草药已经成为导致中国重症肝损伤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了急性肝衰竭外，许建明教授还多次接触到一种由中草药引起的严重肝病——肝窦阻塞综合征（SOS，原称肝小静脉闭塞症）。这种病症的住院死亡率超过10％，并且已有7年的历史。许建明教授亲自接手并确诊了多起此类病例，其中包括一位长期饮用土三七泡酒的患者，经病理检查后确认其病因正是土三七所致。 综上所述，赵攀博士和许建明教授的研究揭示了中草药在中国药物性肝损伤中的普遍性和严重性。这不仅是对医学界的一大警示，也为未来的药物使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在2011年，中国学者许和他的博士生开展了一项关于肝窦阻塞综合征的全国性研究，该研究覆盖了全国15个省市的19家大型三甲医院，最终找到了98例符合研究条件的病例。值得注意的是，有11例患者不幸去世。 研究结果揭示了“肝窦阻塞综合征的主要病因是中草药”，而这种病症中2/3由一种名为‘土三七’的中草药引起。进一步的毒理学研究发现，这种中草药含有吡咯类生物碱单体成分，正是这些成分导致了严重的肝脏疾病发生。 肝脏作为药物发生转化、代谢和排泄的关键器官，药物首先转变为水溶性强的物质，随后经过肾脏排出体外。这一过程对于药物及其代谢产物而言都是潜在的损伤源。 多位肝病科临床医生认为，轻度的药物性肝损伤通常是可逆的，而从一般到严重程度的肝损伤变化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个人体质、药物种类、剂量以及用药时长。现代医学对药物性肝损伤已有深入的认识，特别是在19世纪化学工业兴起后，因使用氯仿麻醉导致的肝损伤案例增多，药物源性肝损害问题日益显著。 北京大学药学院教授、主任药师翟所迪指出，历史上第一例关于肝损伤的文献记载出现在18世纪，当时有人因磷和砷中毒导致黄疸和致命性肝损害。进入19世纪后，伴随化学工业的发展，氯仿麻醉造成的肝损伤事件逐渐增多，药源性肝损害开始受到重视。 药物性肝损伤已经成为现代药物退市最常见的原因之一，目前有超过900种化学药物被明确可以导致药物性肝病。如果某药物导致的肝损害过高且有其他效果相近但更安全的药物可供选择，则有可能面临退市。例如，从1975年到2007年间，美国FDA因药物性肝损伤撤市的药品就达77种，其中涉及最多的前11种均为因肝损伤而导致的产品。 “药物性肝损伤的发生率非常高，仅次于不良反应报告数量最多的皮肤黏膜疾病和药物热。”翟所迪如是说。 随着毒理学的深入研究，中草药的不良反应也得到逐步重视。1992年，曾有医生在《中国中药杂志》上统计，从国内半个多世纪的医药学期刊结果看，50年代及其以前只有62例中药不良反应，60年代有174例，70年代有398例，到80年代已经上升到2217例。临床发现可致肝损伤的常用中药名单也在扩增。在中国的《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中国药典》2010版一部、原卫生部颁布的药品标准及山东、广东、辽宁、甘肃等省地方药材标准中，共收集有毒性的中药材182种，其中“大毒药材”37种，“有毒药材”78种，“小毒药材”67种。然而，仍有很多毒性中药材在不断被发现。 传统认识的一些非毒性药材也存在安全风险。“甚至连补肝肾的中药，近年也发现有肝毒性。”杜晓曦在2013年全国医院药学学术年会上指出，文献报道，马桑叶、四季青、地榆、萱草根、何首乌、肉豆蔻、丁香等都会导致肝损伤；含有甙类(薯蓣皂甙)、毒蛋白类(种子类)、生物碱类(千里光、紫草)、重金属类(铅、砷)、动物类(蜈蚣、斑蝥)等成分的中药都与肝损伤有关。 然而，肝损伤只有到了严重程度才会为服药者知悉。如果患者仅仅是转氨酶升高等一般肝损伤症状，及时停药之后即可恢复。但如若病人不知情也不去检查，并不会察觉身体内肝脏的变化。肝损伤较轻的病例，一般都不会出现在文献报告里。病患如果不住院，不会被纳入医院的药物性肝损伤病例统计。它们也难以出现在药物不良反应监测报告的系统里。所以，肝病医生认为，实际因为服用中草药导致肝损伤的人数，远高于文献中报告的百千或数万人。 叵测的中西医 王佳卓认可中药的药源性肝损害已成为严重影响中药临床用药安全、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命题。但他也为一些报道较高的中草药肝病数据抱不平。他认为，目前普遍存在的中西药物联用，加上中药研究并不及化学药充分，使得很多药物性肝病可能误报为中药导致。 王佳卓披露了他所在医院的肝损伤数据。从2002年到2010年，该院收治临床肝损害病例近2000例。其中判定很可能由中药导致的肝损害病例占比近1/4，此外，有近一半的肝损害病例怀疑与中药和西药联用有关。王佳卓说，这种情况使得中药肝损害的确认和深入研究变得极其复杂。 在中药界，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国内中草药与化学药物的联合使用，尤其是西医开具中药的情况，实际上可能加剧了中草药对肝脏的危害。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约有70%的中成药是由综合医院中的西医医生开出的。然而，按照中医学的理论和传统观念，开药的医生必须了解中医的相关理论，如辨证施治、炮制去毒等。“单味药不同的炮制方法可能会对其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何首乌就是一个例子。但西医可能并不了解这一点。”中医药专家周超凡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何首乌根据其加工方式分为生首乌和制首乌。生首乌未经处理，而制首乌则经过处理。尽管炮制并没有统一标准，但采用九蒸九晒方法炮制的何首乌可能会减轻其对肝脏的损害。相比之下，西医医生往往难以理解这一点。 这种中西医结合所带来的混乱不仅存在于使用过程中，还表现在中成药的生产上，许建明医师指出，掺入化学药品是导致中草药肝病的另一重大风险因素。在研究中草药药物性肝损伤时，许曾经私下交流并从中南大学药学院得到一份报告。报告显示，绝大多数中成药与保健品都加入了化学药品。 “在检查的中草药中，大多数中成药与保健品都被掺杂了化学药品。”许建明在报告中指出：“包括降血糖药物、抗癫痫药物、镇静催眠类药物、抗哮喘药物、减肥药等中成药与保健品里，都查出了数十种西药成分。”他表示，如果将由这些中药引起的肝病归咎于中草药本身，那么就很难区分是中草药还是西药造成的伤害。因此，在进行研究时，他们很难确定究竟是哪一种药物导致了问题。只有排除了化学药品的问题后，才能更深入地研究中药的毒性。 然而，无论是何首乌还是其他中药，民间对中草药传统的使用习惯，以及中药说明书上的不良反应声明，再加上中西医在处方权上的混乱，都使得中草药肝病处于长期被隐瞒、却日益严重的状态。